实名制的“内鬼”:运营商员工参与黑卡产业链的刑事责任与治理路径

来源: 中廉法治网  日期:2026-11-16 14:31:06  点击:次  分享到:

      摘要:潇湘调查记者暗访揭露的“营业厅充场办卡”黑灰产业链,揭示了一个远比普通“卡商”更为危险的主体——运营商内部人员。他们利用职业权限与反诈知识,主动为黑中介提供实名核验的“绿色通道”,将反诈第一道防线从内部瓦解。本文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行业合规三个维度分析“内鬼”参与黑卡产业链的法律后果,并提出制度改进建议。刑法层面,“内鬼”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存在罪名竞合与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难题;行政法层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运营商及直接责任人设置了阶梯式处罚,但落实仍依赖监管的持续发力。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增设新罪名,而在于让既有制度长出牙齿——将反诈风控纳入开卡KPI、强化核验技术标准、落实职业禁止与一案双查。
 
一、问题的提出:当“守门人”变成“开门人”
 
      一张手机卡从兼职者手中被收走,到成为诈骗短信、水军账号、刷单工具的“弹药”,其路径之短、成本之低,令人不安。而这条路径上最关键的节点,恰恰是实名制核验的入口——营业厅。
      实名制制度设计的逻辑是清晰的:以身份信息绑定为锚点,使每一张电话卡的使用行为都可追溯至具体自然人。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核验环节不被内部人员腐蚀。然而,暗访画面中暴露的细节——棋牌室里麻将桌改成的开卡台、办卡员代替当事人签署风险告知书、远程借用工号权限、人脸识别走过场——表明这一前提在部分场景下已经坍塌。更值得警惕的是,暗访中某办卡员甚至说出“这个年代想赚钱只能搞擦边”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并非缺乏法律认知的边缘群体,而是一个读法律专业、清楚自己在踩红线的从业人员。
      这不是简单的个案失守,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监守自盗”。当掌握核验权限和反诈知识的人主动选择绕过自己本应守护的制度,实名制的防线就从“技术性漏洞”退化成了“制度性空心”。
 
二、“内鬼”行为的刑事法评价:罪名竞合与认定难点
 
(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明知的认定
 
      “内鬼”行为最直接的刑事评价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构成帮信罪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且情节严重。
      “内鬼”在“明知”要件上的认定,通常比一般卡商更为明确。202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将认定“明知”时应综合考量的因素从六个方面扩展细化,包括行为人提供帮助的时间、方式、次数、工具,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否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以及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职业身份和既往经历等。对于运营商工作人员而言,其职业身份本身即构成“明知”的有力推定基础:一个经过反诈培训、了解实名制要求、知晓批量异常办卡风险的专业人员,在正常履职过程中不可能对“一天几十人扎堆办卡、办完即被收走”的异常情形浑然不觉。
      《意见》还特别列举了三种可以直接认定“明知”的情形,其中包括“因涉诈等异常情形被采取限制、暂停服务等措施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以及“事先准备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的”。暗访中中介要求办卡人“不得透露兼职身份”、办卡员“暗示把卡交给门外等着的人”,这些行为在司法认定中具有较强的指向性。
 
(二)情节严重标准的变化:20张门槛的统一化
 
      帮信罪要求“情节严重”方能入罪。在“两卡”案件中,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的数量是核心情节标准。2025年《意见》对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调整:将原规定的“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电话卡20张以上”修改为不再区分“他人”与“本人”,只要数量达到20张即认定“情节严重”。这一调整对“内鬼”案件的直接意义在于,过去“内鬼”通过自己或亲属名下办卡再转卖的行为,在数量认定上可能存在争议;统一标准后,无论卡在谁名下,只要“内鬼”参与收购、出售或出租达到20张,即满足入罪门槛。
 
(三)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竞合
 
      “内鬼”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刑事评价维度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电信业务经营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情形,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实践中,法院对运营商代理人员利用办卡便利出售手机卡的行为,已有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的先例。在富平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张某利用其联通公司直销代理人员身份,将办理的他人手机卡出售给他人,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因“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指出: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搭建“猫池”设备等帮助的,行为同时符合帮信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按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对于“内鬼”而言,办卡过程中收集的公民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数据,本身构成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如果“内鬼”不仅违规办卡,还将这些信息出售或提供给黑中介用于后续犯罪,则在帮信罪之外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四)罪名区分的实践难点
 
      帮信罪与信息网络犯罪共犯之间的界分,是司法实践中的长期难题。2025年《意见》对此问题专设条款予以回应,核心区分标准在于行为人与被帮助对象之间是否存在通谋或较为稳定的协作关系。如果“内鬼”与黑中介之间形成了持续性的合作关系——暗访中中介自称“天天谈新营业厅合作,一天赚三四千”——则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罪等上游犯罪的共犯,而非仅以帮信罪论处。共犯的刑罚通常显著高于帮信罪,这也是“内鬼”案件中值得关注的量刑变量。
 
三、运营商的行政责任:从“罚款了事”到“责任穿透”
 
      刑事责任针对的是具体的“内鬼”个人,而行政责任则指向运营商作为组织体的制度性失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建了一套对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阶梯式处罚体系。
      该法第九条明确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全面落实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制度,基础电信企业还应当承担对代理商落实实名制管理的责任,在协议中明确代理商的责任和违约处置措施。第三十九条进一步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未履行电话卡实名制登记职责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较轻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从近期行政处罚实践来看,监管力度正在实质性加强。2026年2月,中广电移动网络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因“未落实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制度、代理渠道失管失控”被处以50万元罚款。同年7月,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因未全面落实实名登记制度、未履行异常电话卡监测识别处置职责、未按要求履行代理商管理职责,被四川省通信管理局罚款50万元;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和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也因同类问题分别被处以20万元和30万元罚款。这些处罚的共同特征在于,监管机构不仅关注实名登记的形式合规,更将“代理渠道失管失控”和“异常监测处置不到位”纳入了处罚事由——这意味着运营商不能以“是代理商/营业厅自己的问题”作为免责理由。
      暗访中暴露的场景——办卡员暗示客户将卡交给门外的黑中介,这恰恰是“代理渠道失管失控”的典型表现。运营商对自有营业厅和合作渠道的核验流程缺乏有效的实时监控和异常预警机制,使得营业厅层面的违规行为在相当长时间内未被发现。这种管理真空本身即构成行政违法的独立事由。
 
四、治理的路径:让制度长出牙齿
 
(一)考核机制的实质性改革
 
      当前运营商开卡考核的核心指标仍然是“新增开卡量”,这是基层营业厅和代理渠道的动力来源,也是“充场办卡”现象的直接诱因。将反诈风控纳入开卡KPI,并非简单的指标叠加,而是需要重构考核逻辑:从“开了多少张”转向“开出的卡有多少变成了涉案卡”。
      实践中已有部分地方在探索这一方向。宁波市信息通信行业将反诈纳入企业绩效考核,各企业市公司和区县公司主要负责人签署反诈任务书,压实各层级管理责任。广德移动将反诈成效纳入合作渠道绩效考核,对违规开卡、风险入网等行为实行“一票否决”。海南省通信管理局则明确提出“不以开卡数为唯一考核标准”的要求。这些做法需要从地方实践上升为行业标准,使反诈风控真正成为开卡业务的刚性约束条件,而非可被“完成指标”压力挤出的软性要求。
 
(二)核验技术的“动真格”
 
      暗访中最具讽刺意味的场景是“人脸识别走过场”。工信部自2019年12月起即要求在实体渠道全面实施人像比对技术措施,确保人网环节人证一致。但技术措施的有效性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设备部署到位,二是操作过程不被内部人员刻意规避。当办卡员代替当事人签字、远程借用工号权限时,技术系统的约束力被人的行为消解了。
      真正的改进方向不是简单地“升级人脸识别算法”,而是建立核验操作的完整留痕与异常预警机制。每一次核验操作应当绑定具体的操作工号和地理位置,系统自动识别同一工号短时间内密集为不同申请人办理业务的异常模式,并触发人工复核或自动拦截。贵州“溯源清治”专项行动中部署的对“一证多卡”“囤卡、养卡”等违规情形的二次实人核验,可以作为技术防线升级的参考模板。
 
(三)职业禁止与“一案双查”的落实
 
      2025年“两高一部”发布的典型案例“薛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在刑事层面为“内鬼”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工具:职业禁止。薛某系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某分公司站长和反诈工作专班成员,为他人办理24张电话卡用于诈骗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禁止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从事通信运营类相关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在解读该案时明确表示,对此类行业“内鬼”不仅要依法定罪量刑,还要“用足用好法律武器,依法适用职业禁止,避免其利用职业便利再实施犯罪”。
      职业禁止的适用对象不应仅限于刑事定罪者。对于虽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但严重违反实名制核验规定的从业人员,行业主管部门和运营商也应当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限制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电信业务相关岗位。与之配套的是“一案双查”机制——每一起涉案电话卡的倒查中,不仅查处直接违规办卡的操作人员,还应当追溯其上级管理者的监督失职责任。浙江省通信管理局明确要求“逐级压实‘一把手负总责’的反诈责任制”,“从严从快追责问责各类违规行为”,这一思路值得推广。
 
五、结语
 
      回到那个最令人不安的细节:被查时,办卡员把身份证藏进了卫生巾的包装袋。一个“干正规开卡的人”,做出这样的举动,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性质——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这件事见不得光,也知道被发现的后果。实名制的失效,不在于技术不够先进,不在于法律不够严密,而在于掌握执行权的人选择了主动背叛。
      法律工具箱里的武器是足够的:帮信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反诈法行政处罚体系、职业禁止令,各就各位。问题在于这些工具是否被“用足用好”。对于“内鬼”的治理,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立法,而是更坚决的执行——让每一个在麻将桌上开卡的人,都清楚知道那20张卡意味着什么。

责编:史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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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审: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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