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案件在地区民事案件收案量中长期占据重要比重，依法稳妥处理此类案件，对于保障民事主体权益、规范民间融资秩序具有关键意义。近日，某市法院系统围绕“穿透式审判思维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的运用”展开专题研讨，聚焦2024年度发改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中的典型争议。现将研讨成果整理如下：
一、职业放贷人的识别标准与法院职权调查的边界
（一）职业放贷人的认定路径
多数意见认为，应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三项及《九民纪要》第五十三条，围绕以下四个实质要素进行综合判断：
1. 主体合法性：从事放贷业务需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2. 行为经常性：可参照《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的意见》中“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的标准，民事诉讼中可适当从严；
3. 目的营利性：不以高息为必要，实际收取利息或变相资金占用费即可认定；
4. 对象不特定性：超出亲友、同事等日常社交范围。
有观点进一步指出，职业放贷的规制基础在于其违反公序良俗，因而在认定“经常性”时，应考量是否达到“以放贷为业”的程度，避免因标准过宽引发借款人道德风险。
（二）法院职权调查的合理限度
一种意见认为，合同效力属法院应主动审查事项，故在职业放贷认定中可依职权调查。另一种意见则强调，调查应严格遵循《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并建立在借款人初步举证的基础上，以维护司法中立。
倾向意见认为：职业放贷的认定应避免简单量化，而应综合行为特征进行“光谱式”判断。法院在审查合同效力时，需在司法中立与实质公正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引导当事人举证、强化部门协作、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提升识别精准度与审判效率。
二、仅凭转账凭证起诉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原告仅提供转账凭证而缺乏借贷合意书面证据时，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原告已完成初步举证，被告若主张款项系其他债务，应承担举证责任，且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条中被告的举证属于“行为意义举证责任”，只需动摇原告主张，使其陷入真伪不明状态即可，无需达到高度盖然性。
倾向意见指出：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包括“结果意义”与“行为意义”两个层面。前者是法律预设的败诉风险，不可转移；后者随诉讼进程动态调整。在民间借贷中，原告始终对“借贷合意”承担结果意义举证责任。被告提出的所谓“抗辩”，实为“附理由的否认”，仅需提供反证使借贷合意真伪不明，即完成举证义务。
例如，在一起案件中，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被告承认收款但否认自身为借款人，并提供证人证言、还款记录等证据。法院认为，这些证据已足以动摇原告主张，原告若不能进一步举证，应承担败诉后果。
三、中间人参与借贷的责任认定
在出借人甲、中间人乙、用款人丙三方参与的借贷中，甲持有乙、丙分别出具的借条，款项实际由丙使用。此时还款责任主体应如何认定？
观点一：依据合同相对性，乙作为借条出具人，应承担还款责任。乙与丙之间形成独立借贷关系，甲基于对乙的信赖而出借，意思表示真实。
观点二：甲在出借时明知丙为实际用款人，且乙系受托行为，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借款关系应直接约束甲与丙。乙未使用借款，认定丙承担责任更符合实质公正。
观点三：乙的身份可能为借款人、代理人、债务加入人或居间人，应结合全案行为判断其真实角色。
倾向意见强调：
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还原真实的借贷合意。法院应重点审查：
1. 意思表示的真实指向：出借人是否基于对特定主体资信的信赖而要求其出具借条；
2. 中间人法律地位的甄别：通过磋商、交付、还款、催收等全过程行为，综合判断其属于借款人、代理人、债务加入人还是居间人。
只有在穿透表象、厘清各方真实意思与行为模式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认定还款责任主体，实现裁判的公平与效率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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